牢記歷史,珍惜和平,捍衛人類尊嚴,以防止此類違人道、侵人權、反人類的行為在今後重演。
  ——針對日方就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強徵慰安婦有關歷史檔案申報世界記憶名錄提出的無理交涉,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表示,中方不接受,也不會撤回有關申報
  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強徵“慰安婦”檔案申遺內容首次披露
  外交部前天宣佈將有關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強徵“慰安婦”的一批珍貴歷史檔案申報世界記憶名錄。日本政府昨日提出無理抗議,要求中方取消申報。
  為什麼中方的申遺,會讓日本政府惱羞成怒?昨日,記者瞭解到,提交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申遺檔案,從不同角度真實記錄了日軍在占領南京期間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和平民百姓的大量暴行,證實了日軍對受害國婦女犯下的深重罪孽。
  11組檔案構成大屠殺完整證據鏈
  據國家檔案局昨日介紹,這些檔案真實記錄了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3月1日期間,日軍在南京所犯的暴行。檔案歷史線索清晰、記錄真實可信,其資料互補互證,構成了完整的證據鏈,從不同角度真實記錄了日軍在占領南京期間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和平民百姓的大肆殺戮、搶掠財物、姦污婦女的大量罪行。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詳細介紹了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的11組檔案材料:
  程瑞芳日記(1937年12月17日)。程瑞芳是金陵女子大學教育系主任兼教務主任魏特琳的助手,她在日記中記載了日軍不斷以尋找中國士兵為藉口,進入校區抓人、搶劫、強姦。
  美國牧師約翰·馬吉拍攝南京大屠殺實景的16毫米膠片母片、膠片盒、攝影機和相關影像。南京大屠殺期間,約翰·馬吉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上百分鐘的珍貴動態畫面成為有力的第三方旁證。
  南京市民羅瑾冒死保留下來的16幅照片。羅瑾是南京珠江路上華東照相館的一名學徒工,當時有日本軍官前來沖洗兩捲櫻花牌膠卷,羅瑾偷偷多衝洗一套,將16張裝訂成冊,其中包括有日軍砍殺中國平民,調戲、強姦中國婦女的照片。
  中國人吳旋呈送的日軍自拍暴行照片。吳旋是在南京毗盧寺磚牆夾縫裡找到這些照片的。抗戰勝利後,吳旋將這批照片送至南京臨時參議會,參議會又轉交給中國審判日軍戰犯的軍事法庭。
  戰犯谷壽夫的判決正本,上有五位法官簽名蓋章。
  貝德士證詞。貝德士是美國人,當時是金陵大學歷史系教授。南京大屠殺期間,他作為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委員參與救助工作。他在1947年2月6日的一份證詞中曆數日軍所犯各種屠殺、姦淫罪行。
  陸李秀英證詞(1946年10月19日)。南京大屠殺期間,身懷六甲的陸李秀英中33刀。此檔案包含了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傳票、法庭訊問筆錄、證人具結書及1937年12月19日陸李秀英被送往鼓樓醫院救治時的照片。
  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調查表(1946年7月27日)。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日軍罪行調查,這份調查表中的受害者年近六旬,被日軍在城南防空洞射殺。
  南京大屠殺案市民呈文。抗戰勝利後,南京市臨時參議會成立大屠殺慘案調查委員會,接收各類罪行呈報。此外,南京市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南京市賠償調查委員會、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等也都接收了大量南京市民呈文,這些呈文依其內容可分為人口傷亡索賠、查找失蹤人員、工商業損失、房產財產損失、宗教公益慈善團體財產損失等。
  日本憲兵自證“慰安婦”事實
  除了南京大屠殺檔案,同時列入申遺的還有日軍強徵“慰安婦”相關檔案。
  《“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由六家檔案館聯合申報,這六家檔案館為中央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吉林省檔案館、黑龍江省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和南京檔案館。
  據介紹,此次申報的檔案主要包括駐扎在中國東北地區的侵華日軍關東憲兵隊檔案、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檔案、偽政權檔案、“滿洲中央銀行”檔案以及日本戰犯的筆供等。其中保存在吉林省檔案館的日本關東憲兵隊等檔案,在日本戰敗時曾被日軍銷毀,但未被毀盡並被掩埋,後被髮掘出來。現殘存10萬餘捲冊。在申報的檔案中,還有關於日占區各地“慰安所”設施狀況的材料,日軍利用“慰安所”的人數統計材料,日軍兵員數及“慰安婦”配置比例的統計材料,以及日軍在中國以及印度尼西亞爪哇地區設立“慰安所”、強徵“慰安婦”等材料。
  南京檔案館副館長王菡認為,“慰安婦”制度是日本軍國主義違反人道、違反人類兩性倫理、違反戰爭常規的國家犯罪。“慰安婦”檔案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不僅對所涉及的中國、朝鮮、韓國、印度尼西亞及其他受害國有深遠的意義,也對研究這一問題的世界各國學者有積極的意義。慰安婦檔案申遺,有助於世界人民瞭解日本軍國主義性奴隸問題的真實性和災難性,以防止這類違人道、侵人權、反人類的行為在今後重演。
  5年前南京就已啟動檔案申遺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聲稱,中方申遺是“政治利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善意突出日中關係過去一段時期內的負資產”,日方“極為遺憾”。日本時事社認為,中方上述舉措意在用歷史問題牽制安倍政府。
  但昨日記者瞭解到,南京大屠殺檔案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工程,始自2009年,遠在本屆日本政府上臺之前,“牽制安倍政府”為無稽之談。
  2009年,南京市人大十四屆二次會議上,朱成山和10位人大代表聯名提交《關於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名錄》的議案,成為當年五項重要提案,被人大立案。之後,南京啟動了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工作,成立南京大屠殺檔案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工作領導小組,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檔案館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聯合申報,申報內容為“一組5件檔案”。
  2011年,南京大屠殺檔案被列入中國第三批檔案文獻遺產名錄。
  2014年3月,國家檔案局以世界記憶工程中國國家委員會的名義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秘書處遞交了《南京大屠殺檔案》提名錶,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申報檔案館在原來的基礎上增加中央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吉林省檔案館和上海市檔案館4家單位,申報檔案館增加到7家,申報的檔案也增加了6件。本報記者顏 芳
  (原標題:讓“世界記憶”烙下侵華日軍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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